書體種類

中國書法是一門古老的藝術，從迄今考古文物發(fā)掘的情況判斷為始于八千年前的中華黃河流域的古陶器文，再經(jīng)由甲骨文、金文演變而為大篆、小篆、隸書，至定型于東漢、魏、晉的草書、楷書、行書諸體，書法一直散發(fā)著藝術的魅力。

1.甲骨文（契文）

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也是現(xiàn)存中國最古的文字?？淘诩坠巧希扔糜诓忿o（殷代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時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干日后的吉兇應驗也刻上去。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是對未來事情結(jié)果的占卜，盛于殷商。甲骨文發(fā)現(xiàn)于188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時的記錄，發(fā)現(xiàn)于河南省安陽小屯村一帶，距今已 3000多年。甲骨文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瑰寶，其筆法已有粗細、輕重、疾徐的變化，下筆輕而疾，行筆粗而重，收筆快而捷，具有一定的節(jié)奏感。筆畫轉(zhuǎn)折處方圓皆有，方者動峭，圓者柔潤。其線條比陶文更為和諧流暢，為中國書法特有的線的藝術奠定了基調(diào)和韻律。甲骨文結(jié)體長方，奠定漢字的字型。甲骨文的結(jié)體隨體異形，任其自然。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圓多異，長扁隨形，錯落多姿而又和諧統(tǒng)一。后人所謂參差錯落、穿插避讓、朝揖呼應、天覆地載等漢字書寫原則，在甲骨文上已經(jīng)大體具備。

“甲骨卜辭”或“龜甲獸骨文”，主要指中國商朝晚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于占卜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殷商滅亡周朝興起之后，甲骨文還延綿使用了一段時期。是中國已知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繪符號，下啟青銅銘文，是漢字發(fā)展的關鍵形態(tài)。現(xiàn)代漢字即由甲骨文演變而來。

2.金文

古漢字書體之一種。商、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興盛于周代。金文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又一豐碑。依附于青銅器，鑄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故是一種宗教祭祀的禮器。金文也被稱為鐘鼎文，器文，古金文。和青銅器一起鑄成的銘文線條較之于甲骨文更為粗壯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為濃重，最早的金文見于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銅器上，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周代是金文的黃金時代，出土銘文最多。

存世主要作品有：《利簋》、《天亡簋》、《大盂鼎》、《墻盤》、《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尤以《司母戊鼎》、《散氏盤》、《毛公鼎》最為著名，藝術成就也最高。

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的鐘或鼎上的一種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文字。因鑄刻于鐘鼎之上，有時也稱為鐘鼎文。據(jù)統(tǒng)計，金文約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秦代小篆，流傳書跡多刻于鐘鼎之上，所以大體較甲骨文更能保存書寫原跡，具有古樸之風格。金文在筆法、結(jié)字、章法上都為書法的進一步發(fā)展做出了貢獻。

3.石刻文

石刻文產(chǎn)生于周代，興盛于秦代。東周時期秦國刻石文字。在10塊花崗巖質(zhì)的鼓形石上，各 刻四言詩一首，內(nèi)容歌詠秦國君狩獵情況，故又稱獵碣。傳說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時的《嶁碑》，刻詩文體格調(diào)與《詩經(jīng)》大小雅相近。字體近于《說文解字》所載籀文，歷來對其書法評價甚高。主要作品有：《石鼓文》、《嶧山石刻》、《泰山石刻》、《瑯玡石刻》、《會稽石刻》等。

石鼓文對后世的書法與繪畫藝術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不少杰出的書畫家如：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朱宣咸、王福庵等都長期研究石鼓文藝術，并將其作為自己書法藝術的重要養(yǎng)分，也融入進了自己的繪畫藝術中。

刻石在平陰共有五處，分別刻于云翠山、天池山、黑山、小山子。二洪頂山崖上，是山東繼發(fā)現(xiàn)泰安、鄒城、汶上等八處北朝刻經(jīng)后第九處摩崖刻石。

刻石規(guī)模最大，內(nèi)容最豐富的當屬舊縣屯村鋪二洪頂刻經(jīng)。該刻經(jīng)分別刻在茅峪泉南北兩崖壁上，總體面積近600平方米，北齊僧人安道一所書。其中有《金鋼經(jīng)》、《般若經(jīng)》等5篇，頌文3篇。佛題名23處，蟠螭龜蚨線刻碑一處?？偨ё郑袚p。有安道一題名的“大空王佛”四字通高11.3米，佛字高達4.25米。是甲骨文誕生以來漢字至此中真正的“大字鼻祖，擘巢之最”，最小的字只5厘米。

經(jīng)文內(nèi)容主要反映了佛僧的“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無名無相”等“性空觀”。而“大空王佛”，“大山巖佛”，“安樂佛”等主要反映書者安道一尊空為王，蔑視權貴，以山為佛，以安為樂的佛教觀，是對佛教“安心禪”的領悟。

此處刻經(jīng)確切紀年為大齊河清三年（564年），為北齊武成帝高湛紀年。它是山東乃至我國最早的刻經(jīng)紀年。有安道一題名三處。

該刻經(jīng)更珍貴的是它的書法價值。書體是隸篆草皆有，典型的書寫風格是隸中帶楷、楷中帶隸，這是我國文字進化從隸到楷的重要特征，突出的表現(xiàn)出隸的拙樸遒勁，楷的工整嚴謹。“大空王佛”等又有用筆縱情豪放，氣勢磅礴之風格。

此處刻經(jīng)最早發(fā)現(xiàn)于1989年夏天，上報上級各文物部門。1995年報道后，引起國內(nèi)外專家學者前來觀瞻，并被編入《中國古代書畫全集》。

洪范云翠山天柱峰西，刻“大空王佛”四字，字高2.1米左右，寬50多厘米。旁題“比丘尼，安道一，崇業(yè)禪”等。天池山西崖刻有“大空王佛”四字，字高2.1米左右，寬65厘米，并刻有“大山巖佛”，“崇業(yè)禪”等。黑山東峭壁上刻“大空王佛”，字已模糊不清。小山子平緩的巖面上刻有“大空王佛”，長兩米多，寬約20厘米。并有“僧安一，程伯仁，僧太，口口年”等題記。

此幾處刻石，前三處刻字雖比二洪頂小的多，但書法風格大致相近。

佛教自漢時傳入中國后，到南北朝達到空前絕后程度，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卻不信佛并毀佛，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二武滅佛法”。竹卷多毀，此后，僧眾們?yōu)榉涝倨茐模J為“縑竹易銷，皮紙易焚，刻在高山，永留不滅”，這就是此時全國出現(xiàn)的規(guī)模不等的摩崖刻經(jīng)。安道一就是當時我國主要刻經(jīng)書法大家。他雖佛史無記，但他西至河南、河北，東至山東東部都有他的刻經(jīng)。平陰五山刻石發(fā)現(xiàn)最晚，它填補了史學家們認為西起河北響堂山、東到山東泰山、嶧山等的中軸線上，中間無刻經(jīng)的空白。

平陰五山的北朝刻經(jīng)，是在中國刻經(jīng)中紀年最早，安道一題名最多的刻經(jīng)。它不僅是我國古代書法藝術的珍品，而且對中國文字進化有重要研究價值。

4.簡帛墨跡

書法藝術最重真跡，但秦漢以前的書法中的真跡，一般只有在簡帛盟書中才能見到。古代的簡冊，以竹質(zhì)為主，編簡的繩用牛筋、絲線、麻繩?？脊虐l(fā)現(xiàn)較早的簡帛墨跡，有：湖北云夢出土的秦簡，山西侯馬出土的戰(zhàn)國盟書（盟書，即：寫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zhàn)國帛書。中國書法由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諸侯割據(jù)，因此殷商以來的文字，在諸侯各國分化為不同的發(fā)展道路，這一時期，書法的形態(tài)和技巧亦呈現(xiàn)了一種百家爭鳴的局面。如北方的晉國的"蝌蚪文"，吳、越、楚、蔡等國的"鳥書"，筆畫多加曲折和拖長尾。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種濃厚的形態(tài)，替之以修長的體態(tài)，顯示出一種圓潤秀美，如《攻吳王夫差鑒》。這時期留存的大量墨跡，為簡、帛、盟書等。

5.域外書法

除中國外，朝鮮，韓國，日本等也有類似的書法存在。

朝韓書法：每一個字都是在一個想象的方塊中由一些形狀不同的

線組合而成，都是為了表達一個特有的意義。書法在韓國始終與繪畫關系密切，他們認為從筆法安排的有力與和諧的角度而言，繪畫是受到書法的影響。

在韓國，書法藝術比繪畫藝術更受人們的重視，人們常把書法作品像繪畫一樣掛在墻上欣賞，而且像對畫一樣贊賞它的每一筆獨到之處，贊賞它用墨的韻味，贊賞它整幅布局的功力、骨格、神韻等等。能藉以了解位于西南部的百濟王國的書法藝術所達到的高度的資料更少。根據(jù)這個王國的學者水平高、藝術品精致這兩點看來，它在書法上很可能也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1972年在韓國中部百濟古都公州偶然發(fā)現(xiàn)的武寧王和王后的王陵內(nèi)發(fā)現(xiàn)了許多具有重要考古價值的文物，其中有一塊方形石碑對書法家和碑銘學家說來是稀世奇珍。這方石碑置于這座六世紀時的墓的入口處，類似為建造這座陵墓而向地下神祗購買一片土地所立的文契。石碑上所刻的漢字字體優(yōu)美，表現(xiàn)出很高的技術。接下來的統(tǒng)一新羅時代，由于崇尚中國唐朝文化，因而產(chǎn)生了許多書法家，如金生、崔致遠。他們的字體基本上追隨書法大師歐陽詢和虞世南。另一位書法大師王羲之也備受仰慕，他的行草書為人們普遍臨摹。但是，從新羅王國開始流傳的字體方正的歐陽詢體在高麗時代仍占主要地位，直到1350年左右。在朝鮮，最著名的書法家是實學派的金正喜。金正喜是杰出的書法家和學者，他建立了人稱“秋史派”的風格。他的書法脫胎于中國隸書，但是他在布局上富于畫感，善于在不對稱中見和諧，而且筆觸有力無比，使筆下的字充滿活力。由于這些才能，他終于創(chuàng)造了自己特有的生動有力的風格。

日本書法：又稱書道，始從中國書法而來。據(jù)《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58年，朝鮮百濟國使王仁進獻了《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漢字傳人日本的開始（具體年份不詳）。但比它更早的時候，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已明顯知道漢字。是一名叫王仁的到達了日本，帶去了系統(tǒng)的漢字和漢文的典籍，因此這算是日本人學漢文的真正開始。后來阿直竣、王仁的子孫到日本后同化為日本人，作為東西文部住在大和、河內(nèi)之地，任祭掃、出納等職。到了推古天皇朝代，日本與隋朝建立了邦交，隨著留學生和留學僧的歸國而帶去了中國書法。日本此后又崇拜起王羲之，這對于日本的書法的形成起了很大影響。到后期的假名書法時終于有了自己的特色。